九十三章 千古名臣范仲淹（二） (第2/2页)

前来拜访他的文人故交。如果说花钱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既是惯例（故事），也是本职工作，除了指责他不该弄得那么频繁之外，也没啥毛病可挑的，毕竟陪吃陪喝既耽误时间也伤身体，滕子京能和羌人打成一片，笼络住他们不去和西夏人勾结，这种工作作风本身也值得肯定，与国家安全相比，花点钱又算得上什么。

    但对前来拜访的文人故交们，除了好吃好喝地招待外，走的时候还要再送个红包，就超出公务接待的范畴了，这个行为就有点太过分了，公款私用，难道还不是贪污吗？朝廷调查组的审计报告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了，审计结论主要有三条：第一，“所用钱数分明”。不存在先前所说的十六万缗公使钱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二，“并无侵欺入己”也不存在将钱装入自己腰包的贪污问题。第三，确实存在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过度超支等问题。不知道朝廷调查组是怎么调查的，账本都被烧掉了，如何能得出“钱数分明”的结论，又凭什么确定当事人没有“侵欺入己”呢？

    况且，既然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烧毁账本？在朝廷调查组即将展开调查之际，烧毁账本、毁灭证据至少也是一种对抗组织的嚣张表现吧。但朝廷调查组之所以给出以上结果，很显然代表了当今圣上的态度。在听取各方意见，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宋仁宗做出了此事不宜深究的结论。说到底，能有范仲淹这样正直的大臣为他担保，皇帝也不得不给个面子啊。

    事实上继续深究下去对范仲淹不利。滕子京是范仲淹向朝廷荐举的，按宋朝法律，荐人不当是要获罪的。范仲淹刚到中央主持新政，如果因此受到牵连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继续深究下去牵扯面太大。宋仁宗心知肚明，公使费私用不是滕子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官场普遍存在的惯例。就在滕子京事件爆发前后，接连又出现了好几起类似案件，其涉案者大多还是前线的统兵将领，就连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大臣都向宋仁宗承认，他们也出现过公使费私用的问题，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花多花少而己。如果继续深挖下去，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等搞到人人自危的时候，那麻烦就大了！那就到此收场吧！

    于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初四，朝廷关于滕子京的处理决定下发了：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从刑部员外郎改为祠部员外郎，官阶不变，相当于现在的副司级；天章阁待制的职级待遇不变；唯一变的是从接受审查期间临时任命的凤翔府知府改为虢州（位于今豫陕之间）知州，凤翔府和虢州平级，差别在于虢州条件相对较差，境内多荒山野岭罢了。御史台的言官们显然对这个处理结果十分不满意，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弹劾滕子京的监察御史梁坚已经病死了，王拱辰、李京等人接过老梁同志手中的枪，不依不饶地继续弹劾滕子京，坚决要求给他一个像样的处分，王拱辰甚至以“居家待罪”来给皇上施加压力。于是对滕子京的处理又加重了。当年二月十四日，“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刚到虢州上任的滕子京屁股还没坐热，只好又动身往岳州赶去。岳州古称巴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岳阳，相对于虢州离京师汴梁和老家洛阳更远也更偏僻。另外从“降”到“徙”的字眼变化，也确实隐含了贬谪的意味。然而滕子京终究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乐观分子，早年他又有在南方任职的经验，因此被贬到岳州的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建设之中，他“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在岳州三年，他成就了三件大事，政绩斐然。

    值得一提的是滕子京显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重修岳阳楼的巨额费用，没有再动用公费而是采取了“众筹”的方式，他布告地方：“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凡是有陈年旧账、呆账、死账的人家，只要愿意将部分债权捐给官府用来修岳阳楼，官府就来负责催讨。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岳阳楼重建完成后，滕子京请老朋友范仲淹为之作记。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由此诞生了。一座岳阳楼站起来了，滕子京也心力交瘁，他登高望远，百感交集，“凭栏大恸十数声”，究竟是郁闷，还是悲怆，是蒙冤受屈的哀叹，还是忍辱负重的呐喊，大概只有眼前的洞庭湖能够听得分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滕子京调任苏州，三个月后不幸病逝，时年56岁。《宋史》给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岳阳楼犹在，滕子京功过是非，千百年来任由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