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三章 落幕 (第2/2页)

东等地，民风强悍，娴熟弓马战阵，因此构成了南宋北方防御体系里的重要一环。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赵构掌握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袭，因此不得不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军队补充。充军之外，南宋对归正人，也赈济钱粮，分配土地耕牛种子等。

    岳飞麾下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他们之前一度效力女真人扶值的傀儡政权伪齐。在宋金开始和议时，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降中原好汉。第四次北伐之前，已有大量伪齐、金朝军民投奔岳飞，。岳家军之所以勇猛善战，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归正人的不断充实和从前方策应，因此在南宋初期归正人发挥了重要的稳固政权、恢复失地的作用。然而正如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赵构对北人来归也加强了警惕。「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了不给金朝南侵的借口，宋高宗下令遣返新归正人，同时，严禁边将收纳归正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人。然而每当宋金军事对峙加剧时，南宋又会再次派遣边境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

    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瓜州被部下刺杀后，南宋开始了著名的隆兴北伐。随着隆兴北伐南宋取得军事胜利，沿淮河一线的金朝官兵和归正人纷纷降宋。比如隆兴元年五月，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等万余人降宋，萧琦也率部分兵马自宿州归宋，淮的忠义归正人如倪震、孟昭、秦弼等叛金降宋。南宋军队正是在归正人帮助下，在西自川陕、中至襄汉、东达两淮的广阔地域发起了收复失地的战役，大片战略要地一度重新为南宋掌握。归正人对于南宋的军力补充和行军作战，贡献良多，这就不难理解这支特殊力量在13世纪之后的重大影响。

    这些南下投奔的北人大多为武将，跻身军界高位，继续统领本部人马作战。如前文所说的降将萧琦为都统制，统领二千军马，有的部队还被赐给了象征荣誉的军号如忠顺军，忠义军。可惜，南人和北人之间的蜜月期并不长。金朝逐步致力于内政、宋金关系得到缓和后，归正人的地位日渐尴尬，辛弃疾这类渴望北伐的归正人就成了南人心里的异类，觉得无法理喻。

    其中以南宋大儒朱熹为典型，他曾经这样说：“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在南宋朝臣普遍地对北军、归正人的担忧背景下，南宋朝廷开始分割安置北军和归正人，把他们打散编制，分配到南军之中。南宋长期以来面临女真、蒙古这样的强敌，选择抵抗到底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影响到文武关系。

    王夫之曾经评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唯和与战耳。”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

    关于此点宋史专家黄宽重曾着力探讨，指出南宋时代和战问题涉及到南人和北人的不同利益选择，激烈异常。靖康之难以来中原战乱，经济、人口重心南移，南宋偏安江左，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因此南宋是中国近世的一个定型时期，陈寅恪先生所云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极为形象地点明了此点。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其实，北宋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江西人）、章惇（福建人）、吕惠卿（福建人）、曾布（江西人），而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河南人）、程颢程颐（河南人）、刘挚（河北人）、韩琦（河南人）。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某种意义上这是北宋朝堂上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朱熹瞧不起北方人担心这些贼子作乱，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批评北人粗鲁愚蠢。但是《宋史.jianian臣传》里几乎全是南方人，这就很有意思了。朝廷迁都临安也更有利于老家在闽浙的士大夫，南宋时代逐渐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为他们日后混战埋下了隐患。南宋初期到晚期，归正人数应当在数万至十数万不等。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山河，自然是主战派，代表人物辛弃疾；而南方士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成偏安、主和。南北人的斗争冲突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抵抗力量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这种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问题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