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惊天地十月革命 拒签字巴黎和约 (第4/4页)

危局。

    这一招倒是确有作用，历来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果然有些动心了。可是，日本即以退出和会相要挟；美、英等国担心日本退出会影响分赃，只得对日本做出妥协而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就这样，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经过近半年时间公开或暗中交涉，五大国的交易终于达成而分赃完毕。

    于是，五大国决定以协约国全体成员国的名义先与德国签署所谓的《和约》即《对德和约》；因签约地点定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故又称其为《巴黎和约》或《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分十五部分共四百四十条款，中国的山东问题也列入其中。其主要内容为：德国承担战争责任，赔偿战争损失；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交由协约国的主要成员国实施委任统治，实质上就是被重新瓜分。取消德国在中国、埃及、利比里亚、暹罗、摩洛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中的特权，但同时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如此，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山东了，中国反而被明文剥夺了对山东的主权。

    就这样，中国代表团的一切努力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公理最终还是败给了强权。

    所以，《凡尔赛和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令中国蒙辱与受损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样的结局，中国代表团如何接受得了全都感到沮丧了。

    此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闻知这一消息后，为祖国再次受到列强的欺辱而感到无比愤慨，纷纷到各列强驻法国公使馆前抗议；且声援中国代表团为国家利益而抗争，并呼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因心力交瘁而住进巴黎圣鲁克医院了的陆征祥深受感触；此时的陆征祥也深陷悲愤之中，在旅欧留学生的敦促下，陆征祥顾不得向北洋政府请示了，毅然做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因此，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两个席位空无一人；正当与会者诧异之时，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收到了中国代表团一份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拒绝签字的《声明》。《声明》措辞强硬，抗议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拒绝签字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与轰动。

    虽然，中国未能通过巴黎和会如愿收回山东；但是，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拒绝签字的强硬态度，终于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民族主张正义不畏强权的铮铮骨气。消息传入国内，国人虽然对于中国再次遭受列强欺辱而倍感愤慨，但也对中国代表团的铮铮骨气与大无畏精神深表敬意。

    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后，即向北洋政府提交了《集体辞呈》。北洋政府虽然对于陆征祥擅自做出拒绝签字的决定十分不满，但却没有批准代表团的《集体辞呈》。

    此后，中国代表团又与奥匈帝国进行谈判，终于收回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代表团的巴黎之行方才算是略有收获。

    巴黎和会后，陆征祥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其余四人各回任所。

    一年后，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兼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则调任驻美国公使，陆征祥出任驻瑞士公使。

    一九二七年二月，陆征祥因其比利时的妻子在瑞士病逝，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于是，离开政坛进入比利时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当修士去了；从此，远离了充满悲苦与血腥的世俗尘寰。一九四六年五月，梵蒂冈教廷封陆征祥为比利时的圣伯铎禄修道院名誉院长；三年后，已是耄耋之年了的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的圣伯铎禄修道院中。此皆后话，顺提简叙。

    就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再次欺辱中国的时候，苏俄却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出面，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

    《对华宣言》中表达了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并建议中国政府应立即就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一年北京协议及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苏俄表现出的如此无私与慷慨，是世人从未见到过的。

    而此时，中国报刊上却正在披露沙俄帝国曾与日本为瓜分中国而签订于一九一六年的《日俄密约》。刚因在巴黎和会上遭受屈辱而无比愤怒的国人，在憎恶与痛恨列强的同时，相较了今日的苏俄与当年的沙俄帝国及西方列强对待中国的态度后，终于觉到了两者一善一恶大有天壤之别。苏俄所表示的如此对华友善的态度，对于屡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华夏民族而言，不啻是一种欣慰；更是一个长期蒙受欺凌与屈辱的弱者，终于品味到了渴望已久的被尊重与平等相待后的快慰，这正是中国无数志士先烈不断求索长期奋斗所希望得到的。

    而因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也被苏俄的这种对华友善态度感动了；于是，由中华革命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即发表《社论》，称苏俄为民主友邦。

    其实，终生投身于革命的孙中山，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分赞赏与肯定；早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孙中山就给列宁发去《贺电》；此后，两人常有信函往来，友谊日增。

    而今，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更令孙中山感到了唯有苏俄友待于我；故而，在给列宁的信中，则热情洋溢地称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并打算派人赴俄国学习，以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汲取营养。而在会见印度与日本记者时，孙中山则直接呼吁：“中国应承认苏俄”。

    然而，北洋政府对于孙中山的呼吁却是充耳不闻；而对于苏俄通过《第一次对华宣言》表达的善意也没予理会，仍跟随英、美等列强起舞而拒不承认苏俄；因此，错失了一个与苏俄修好的机会。后来，由于别的原因发生了变故，致使两国之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构建不了睦邻关系，实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