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章 君臣共治 (第2/2页)

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太宗即位第一年，就下诏：“群臣有论次评定朝政是非的，应立即引对。”也就是太宗对臣子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视的，愿意听到臣子的声音，愿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太宗的加强皇权，也是在听到臣子不同的声音后才作出的决断。太宗在位的第四年，即公元979年，准备亲征北汉，攻打太原。太宗先问询曹彬，我们现在攻打太原，可以吗？曹彬答道，现在我们兵强马壮，人心向齐，如果讨伐太原，肯定势如破竹。太宗于是决定攻打太原。但是宰相薛居正提出反对意见，太原依靠辽国的支援，以前几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收获，还是不要轻易出兵。太宗听了之后也不生气，仅仅是回答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攻打太原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太原攻下后，太宗本想一鼓作气进攻辽国的幽云地区，但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却迟迟未到。太宗盛怒之下欲处罚相关将领。赵延溥进言道：“大军未动，先斩将士，恐怕到时候，众将士都不肯尽力杀敌。陛下还是请三思啊。”太宗听从意见，事后还奖赏了赵延溥。事实上也是因为太宗在攻下太原后未及时行赏将士，导致士气低落，才会发生高粱河大败，太宗只身南归才脱身的严重后果。甚至有人认为，高粱河之败本就是宋军兵变的结果。如果当时太宗不但不赏赐将士，而且还斩杀军士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会更恶劣。太宗本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证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太宗为了进一步了解民间的基本情况，太宗下诏命令：天下幕职，州县官上疏言事，凡有关民俗的利陋优劣，政令的适当与否，都可以一并从本州用驿传送到京师，上报朝廷。太宗的这个诏令改变了原先上书朝庭的级别问题，原来只有转运使以及知州，通判才能直接向朝庭上书的级别要求。现在的上书级别往下调，州县级官员也能直接上书了。显然这一诏令改变了上书的数量，拓宽了言路，使上层统治者更能了解社会的基本情况。

    太宗此人虽然生性多疑，但也广开言路，曾经感慨的对大臣说道：“自本朝立国以来，君臣同心，臣子勇于劝谏，皇兄善于纳谏，以至大宋国力日盛，我怎么能不继承这一良好的制度。如果君臣之间不能充分的沟通，皇上不能充分的听取意见，那么即使有最有才能的大臣，也无法施展他的才能。”正是由于太宗的善于纳谏，后来甚至出现了平民直接上书皇帝的事情发生。据史记载，公元984年八月的一天，有一平民布衣也直接向皇帝上书献计。太宗还真正的认真看了相关的上书内容，一个平民对国家大事能有多少的见解。所述之事当然是胡言乱语的成份多，当时太宗的评价是所言狂狷。但是太宗看完后还是对臣子说道：“布衣所述之事，大多不知道朝庭的实际情况，所说的事情也都没有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下情能直通朝庭，不让社会基层的情况不能上述朝庭，所以有些上书虽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还是愿意看一看。也能容忍他们的一些说法。”可见的太宗的胸怀还是广阔的，也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吧。为此，太宗时期也使朝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讲话，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太宗，直言不讳的大臣。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左拾遗田锡，左正言谢泌，张齐贤，枢密直学士寇准，宰相吕蒙正，吕端等人。这些人大都敢于直谏，太宗也能虚心的采纳他们的意见，嘉奖他们敢于直谏的精神。比如左正言谢泌曾上奏折，评论时政得失，太宗嘉奖他的忠心，不但升了他的官还奖赏三十万钱。

    早期张齐贤还是布衣时就向太祖进献治国大计十条的张齐贤，不但对太祖直谏，对太宗也屡屡进谏。公元980年太宗高粱河一战，大败而归。太宗虽然当时是只身而跑，弄了个牛车还是驴车南跑一百多里才安全脱身。但对收复幽云之地还是念念不忘。日常言行当然也表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当时的朝中，许多大臣就顺着太宗的心意。多次上奏折，请求太宗再次出兵收复幽云地区。但就是张齐贤上奏折反对再次攻辽。其上奏折分析道：现在海内统一，朝野安定无事，关系到皇上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屯军队太多，幽蓟未被攻下，粮草运输过劳吗？我认为这些不足为虑。自从河东平定，我任知忻州，捕捉到契丹纳米典吏，都说契丹是从山后转运粮草到河东。据我考虑，契丹能自备军粮，则是对于太原不是不尽力，然而太原最终被我方占有，是因为契丹军力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未安定，岚、宪、忻、代几州没有军营，敌人进攻则田地尽失，敌人侵扰边界则守备为忧。到了国家扼守要害地方，增加壁垒，控制扼守左右边，边防严密，恩信已经实行，民心已经安宁时，敌人还跑到雁门、阳武谷来争夺小利，其后果是他们的智力能料知的。圣人行事，一举一动都考虑周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考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自古边疆之事难以处理，并非完全因为敌国，也大多由于边吏侵扰导致的。如果边缘诸营寨抚御得到合适人选，只要加固壁垒挖深沟濠，蓄精养锐，以闲逸自处，我方安宁敌方劳顿，这是李牧之所以为赵所用。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果这样则边疆宁静，边疆宁静则转运之劳可减，转运减则河北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则田产丰富而蚕绩增加，百姓专心务农积聚粮食，充实边疆的用度。况且敌人的心也是择利避害的，怎么肯跑到必死之地去作寇呢？

    我听说以六合之内为家者以天下为心，哪里有以争尺寸之地为事，斗强弱之势而后已的呢？所以圣人先务本而后求末，使国内安定来抵御敌国。百姓是本，土地是末。五帝先王，没有不先务根本的啊。尧、舜之治没有别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并且为百姓谋利罢了。百姓安定且有利后，则远方之人恭敬到来。陛下爱护百姓，谋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啊。我猜想群臣大多因为纤微的利益，任用克下之术，侵扰穷苦百姓，以为有成。至于百姓的疾苦，看到了像没有看到，听见了像没有听见，招来民怨导致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慎重选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是以前赋敛苛重的地方，予以改正，因循旧例谋利于百姓，使赋税课利都有利于民，可以长久实行，为圣朝立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方便百姓的，委托长吏上告。胆敢照行旧法者，处以重罚。使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感戴陛下的恩惠，用德政来感动远方之人，用恩惠来谋利于百姓，则远方之人的归服，可指日而待。太宗，一听还是很有道理的。再次攻辽的心意也就暂时放在一边，主要心思放在内政治理上，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