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章 最后的斗争 （一） (第1/2页)

    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发现他的面色如同生者一般（欧阳氏是否来收殓遗体，记载不一）。这时，刑场上出现十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的衣带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附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勤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二十里的鹜湖之原，乡人邓光荐为之作墓志铭。元至治三年（1323年），吉安郡学奉文天祥像于先贤堂，和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并列。实现了文天祥少年时的志愿。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在北平教忠坊建文丞相祠，岁时遣官致祭。后庐陵也建文丞相忠烈祠。终明一代，宣城、温州、汀州、潮阳、五坡岭、崖山、大兴均兴建了文天祥的纪念祠堂。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经巡抚江西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华盖殿大学士陈循等奏请，按照《谥法》中“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的含义，代宗赐文天祥谥号为“忠烈”。清道光年间，文天祥从祀于孔庙。

    文天祥不但是一位民族英雄，事实上还是理宗朝的状元。所以流传下来的诗词也非常多。文天祥前期诗歌约有三百余首，因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都是酬唱赠答与抒怀言志之作，这时候的诗歌在艺术及思想深度上虽不及他后期的创作，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中说“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这些诗写得豪迈奔放，雄健壮阔，将文天祥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火热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前期的作品中还出现有“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这一类描写南宋末年外族入侵，表达对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信心和愿望的思想性较深的作品。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杜甫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性情，正与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诗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与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文天祥边塞诗中的浑浑正气波及甚广，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后期：爱国诗、纪行诗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大多收录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中，一共有五百七十余首，这一时期文天祥被元兵囚禁，但他忠贞之心并未减少，创作量也很大，这一时期他的诗风主要是效法杜甫，以诗纪时事，以诗纪所遭。《指南录》中大部分篇章是叙述文天祥被俘北行，虽身处艰难困境，却依然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纪事诗。《指南后录》是文天祥诗歌思想深度，表达感情最为强烈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爱国精神与民族正气最强烈的表现，是文天祥自励与忠贞的表现。此外，在《过零丁洋》《正气歌》中，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样的名句流传千古，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他的《集杜诗》二百余首分别记述了南宋末年抗元斗争、起兵勤王被俘入狱与追忆前人旧事、感叹世事的个人生平遭遇，将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爱国，不愿屈服于外族，誓死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爱国之情。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如明代的名臣于谦、孙燧受到文天祥事迹的影响，在危难之际都能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大力发掘、塑造和宣传。

    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更多的是像刘整，吕文焕这样不满朝廷最终投降北元的降将。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此时的南宋都城临安城下，放眼望去，尽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蒙古军队，率领这支大军的人，是元朝的丞相伯颜。

    此时的南宋，早已是风中残烛，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一点风雨了。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潼川安抚副使、知泸州刘整叛宋降元，这是一件影响了整个宋元战争战局的事情。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以后，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樊城。经过五年多的苦苦支撑之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守将，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吕文焕最终降元。吕文焕的投降，使得南宋北方边境门户大开，蒙古大军自襄阳沿长江东行，沿途州县望风而降。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就如同一个待宰的肥羊，摆上了蒙古大军的案头。孱弱的南宋朝廷面对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境地，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上表乞降。同年三月，元军将宋恭帝赵显（音同显）及其母全太后等宋宗室押送大都。同年五月，赵显被封为“瀛国公”。宋末元初的诗人汪元量的《醉歌十首》中就曾经有“太后传宣许降国”，“满朝朱紫尽降臣”等这样的诗句，描述当时南宋宗室的惨状。所幸的是，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度宗之子益王赵昰（音同是）和广王赵昺（音同柄）逃出临安，辗转逃往了福州。在那里，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部代理部长）陆秀夫以及从元朝人的军营中逃脱辗转到达福州的右丞相文天祥，共同拥立益王赵昰为皇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而这个流亡的朝廷，史称“行朝”。

    而组成这个行朝的三位核心成员，张世杰、陆秀夫和文天祥，历史上也被称为“宋末三杰”。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几乎是“宋末三杰”在整个“行朝”流亡岁月中仅有的短暂相聚，在后面的岁月中，文天祥很快就退出领导核心转而出外领兵，这“三杰”也就再也没有重聚过。

    对于张世杰，文天祥在他的《文山先生全集》中有这样的评价：“然其人(张世杰)无远志，拥重兵厚赀（同资），惟务远遁”，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行朝核心出外领兵，文天祥也在《文山先生全集》中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予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作为当时整个行朝朝廷中唯一手里有兵权的将领，张世杰在这个朝廷中几乎是一言九鼎，掌握了整个行朝的实权。平心而论，张世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心辅国的将领，他原来是金国涿州